宗教文化是外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外来文化大规模传入中国有3次。两汉之际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明朝中叶基督教背景的“西学”传入、以及“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这3次外来文化的传入，两次都以宗教为载体。佛教在中国经过长期演化，成功实现了中国化，其中国化的历程为外来文化中国化，尤其对实现基督教文化的中国化有着重要启示。
佛教义理中国化（资料图）
佛教中国化实现的前提与历程
佛教对中国文化有补充作用是佛教实现中国化的前提。一种文明的进步必须不断吸收其他外来文明的优长，作为自己的补充。佛教的中国化经历了“比附-冲突-融合”的过程。
一是比附。佛教传入中国之初，面对强势的中国文化，佛教选择首先依附道术和玄学生存，甚至出现与玄学类似的佛教般若学。“佛教在汉世，本视为道术之一种。其流行之教理行为，与当时中国黄老方技相通。”“及至魏晋，玄学清淡渐盛，中华学术之面目为之一变，而佛教则更依附玄理，大为士大夫所激赏。”
二是冲突。东晋以后，随着佛教经典翻译成果渐增，对佛教教义教理的理解逐渐加深，佛教文化的异质性也越越明显，佛教与中国文化的争辩也越来越来越具体，主要表现在“神灭”与“神不灭”的争论、沙门是否敬法王、夷夏之争3方面的冲突。冲突最剧烈的时期，甚至出现了北魏武帝灭佛和北周武帝毁佛。
三是融合。鉴于前朝教训，隋唐时期采取三教并奖的政策，佛教与中国文化出现大融合。这一时期，佛教完成其中国化的发展，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学派，其中，以华严宗、天台宗和禅宗最具代表性。
中国化的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长期的会通与融合，中国社会基本形成了以人文主义精神为主要特色的儒家思想、自然主义精神为主要特色的道家思想和解脱精神为主要特色的佛教思想。佛教经过中国化的历程，不仅本身获得极大发展，而且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人文艺术等方面的发展贡献很大，真正实现了“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唐代以后，佛教逐渐形成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律宗、净土宗、禅宗、真言宗等十多个派别，多部佛教经典如《金刚经》《华严经》《六祖坛经》《法华经》《大涅槃经》等被撰写，佛教自身发展达到全新的高度。中国化的佛教开始走出国门，传往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成为中外友好交流的重要桥梁。
佛教对文学、音乐、哲学、风俗等也产生深刻影响，为人类留下了众多艺术瑰宝。如宏伟的佛教建筑，绚丽灿烂的壁画、石窟以及众多佛教文化艺术遗产，佛教与“中国的精美工艺相结合而向艺术化发展，使佛教成为绚丽多彩的艺术宝库”，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
外来文化实现中国化的可能与必要
“唯我独尊”是近代以基督教精神为内核的外来文化未能实现中国化的原因。基督教曾经4次传入中国。唐代景教的传入和元代也里可温教的传入，都是与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发生交流，并没有与中国的主体文化发生实质性交流，因此，也就没有对中国文化产生太大影响。
明末清初，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后，开明传教士对基督教进行中国化的尝试，可惜没有持续进行下去。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是开创基督教中国化的先驱，他对中国儒学和中国传统社会习俗有较深入的研究。他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儒释耶”，在传教方式上采取宽容态度，允许教徒祭祀祖先和孔庙等礼仪行为，但这一传教方式受到方济各会的大力反对，并引起“礼仪之争”。
1704年，教皇判定禁止基督教在中国的礼仪之举，康熙皇帝听闻后大怒，决定“此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禁止可也。”由此禁教百年，以利玛窦、汤若望等传教士为主要力量的基督教中国化的尝试被迫中断。鸦片战争后，伴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尤其是在《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西方传教士得到不受中国政府约束的传教特权。
如此一来，基督教以战胜国的姿态再次进入中国，以西方中心的唯我独尊自居，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曾狂妄宣称：“龙要被废止，在这个辽阔的帝国里，基督将成为唯一的王和崇拜的对象。”近代中国基督教如此高傲的态度自然很难融入中国社会，传教士屡有干涉中国政治的事件发生，引起了一系列教案，使得中国社会上下对基督教十分反感，称之为侵略的帮凶、“洋教”。这一时期，虽然有少部分进步传教士意识到基督教中国化问题，但是在没有主权独立的中国社会，要真正实现中国化是不可能的。
以基督教精神为内核的西方文化有其合理内涵。西方文化深受基督教精神的影响，其中有不合理的因素，也有许多合理的有益内容，这些有益的部分能够丰富和补充中国文化。一是基督教精神与民主科学。基督教教义中包含有一定的民主思想，如“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观、作为普世道义基础的自然法、普天之下的博鳌观念，饱含自由、平等、宽恕、均富思想等等”，还有早期基督教会的民主管理方式也对后世影响深远。近代基督精神更是与科学密切相关，许多科学家本身就是基督徒。
二是基督教精神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促进作用。基督宗教经过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产生的新教，引起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启蒙运动。新教伦理的重要意义在于把经院式的宗教信仰，变成了社会活动的指导思想，强调教徒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荣耀上帝，劝人们紧张工作、清苦节制，获得上帝的拯救和预选，赋予了新教徒们的充实感和优越感，为资本主义初期发财欲望涂上了神圣的光环。恩格斯甚至赞美新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正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果敢大胆的分子的要求”。
三是基督教自身继往开来的改革精神。经过上世纪60年代的“梵二”会议，天主教发生了重大变革，以人本主义和人学中心的思想，取代了传统的神本主义思想，强调“人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创造者、中心与宗旨”，这是对传统宗教以神为核心的框架的历史性转换。强调以宗教之间的对话取代宗教之间的冲突，充分肯定了伊斯兰教、佛教等其他宗教，开始了一个“宗教理解”、“宗教对话”的时代。“梵二”会议的改革实现了天主教从传统宗教走向现代的新局面，无论是宗教理论和总体框架，还是与其他宗教的关系、对科学的态度，都有了一种转变。基督教精神在西方文化中占有核心地位，基督教为内核的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值得我们加以吸收，以丰富我们的文化。
基督教文化的合理内涵能够丰富和补充中国文化。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了，中国教会摆脱外国的控制，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中国基督教有了能够补充中国文化的政治条件。“中国文化和基督教在过去上千年的碰撞与交汇，已使双方在彼此认知上更为冷静和成熟”，基督教中国化最好的时机已经到来。加上中国国力日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即将到来，国家的强大使其对外来文化具有了包容性，就可以吸收外来文化的合理内核，化解其中的不利因素，为实现以基督教文化为内核的西方文化中国化创造条件。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积蕴深厚、涵义丰富，其中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质，更是促使其主动吸收外来文化的合理内容。经过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尤其是“梵二”会议的改革发展，基督教精神为内核的外来文化实现了自身的变革，其合理内容越来越得到彰显，在民主、法治等方面有着积极的影响，这些因素值得中国文化加以吸收，滋养和丰富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发展。
佛教中国化为外来文化中国化提供的启示与借鉴
秉持开放与包容的态度是外来文化中国化的基础。中国文化与外来基督教文化毕竟属于两种不同体系的文化系统。如果强求二者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求得一定程度上的互补与融合。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要求这两类文化都秉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一方面，外来文化作为异质文化，本身应当具有包容性。这一点上，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即是最好的证明。
另一方面，开放性与包容性是强大文化的标志之一。隋唐时期，国力强盛、社会开明，在国家政策上更是实行儒释道三教并奖，为佛教中国化的实现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中国化的佛教不仅丰富了佛教本身，更是为这一时期儒释道三教一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确立贡献了力量。反观，在康熙年间开始闭关锁国，禁教百年，清朝末年积贫积弱，对西方侵略更是一筹莫展。加上基督教以胜利者自居，部分中国人盲目排斥以基督教为内核的西方文化，错失中西文化交流的良机，中华文化自此失去强势地位，也使得基督教中国化失去了社会基础。由此可知，强大的文化具有包容性，而弱小的文化具有排斥性。
自觉融入与主动调适是外来文化实现中国化的关键。外来文化在中国生存和发展需要依据本地的实际情况进行变通，要以中国本土情况为基准，不断进行改变，如果一味强调“唯我独尊”，往往不能实现本地发展。基督教在晚清时期大规模传入后，与佛教类似，也与中国文化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在信仰体系上，基督徒的上帝信仰与汉人祖先崇拜相冲突；价值观上，基督徒的荣耀上帝与汉人荣耀先人、子承父业相冲突；行为方式上，基督徒和汉人因侍奉上帝与祭祀祖先、婴儿归主与传宗接代、男女混杂与男女大防存在差异和冲突。这种冲突在晚清时期十分激烈，以至今天的中国人仍然记忆犹新，对此防范甚严。
直到近代，“基督宗教始终没有能像佛教那样，真正与中国文化相结合，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宗教，也就是基督宗教传入中国后在本色化方面都没有成功。”从佛教中国化这一典范可以看出，外来文化要想取得本地发展的机会，并且又在发展之中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实现融合，就必须不断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
共同繁荣是外来文化中国化的归宿。外来文化实现中国化的最终目标就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发展的和谐境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强大的文化必定具有包容性，能够与外来文化实现融会贯通;反之，弱小的文化必定不具备包容性，而是具有较强的排外性。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外来文化进入中国，有一个不断融入中国社会以实现中国化的过程.终极追求的应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但是佛教中国化的历程告诉我们，“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面对外来文化的传入，我们应当发扬开放与包容的文化传统，与优秀的外来文化互鉴互学。相应而言，外来文化自身也必须做出调整，来适应本地化的需求。
